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乘改革之东风，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，包括国家安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。尤其是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，中国的国家安全事业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，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。
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，“国家安全”这一概念可以说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“国家安全”概念。比如，在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首次正式使用了“国家安全”这一概念，该报告指出，“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，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，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”。此后，“国家安全”这一概念曾多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。此阶段的“国家概念”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，因而属于一种非常传统的仅强调防御外敌的“国家安全概念”，如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，对“国家安全”概念的使用，都被放在“军队建设”部分。第二阶段是提出以“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作”为核心的“新安全观”概念。比如，中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“新安全观”的理念。但是，“新安全观”涉及的只是国家的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，虽与传统的“国家安全”概念有所不同，但其实还是一种只讲外部不讲内部的安全观。第三阶段是将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合二为一的非传统“国家安全”概念的萌芽阶段。比如，在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，其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”这一部分首次对国家安全作了系统的集中表述，指出要“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，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，增强国家安全意识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，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、协调、高效的工作机制，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、颠覆和分裂活动，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，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、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”。很显然，这里讲的国家安全与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相比已有了实质性的转变，也就是将国家安全的内涵分为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组成部分。第四阶段就是完整提出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的理念并以此来指导国家安全的建设事业。这一阶段主要实现了三件事：一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领导体制，于2013年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，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主席。二是在2014年举行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了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的理念，明确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、国土安全、军事安全、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科技安全、信息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资源安全、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。三是通过2015年重新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，将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纳入法制轨道，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，以政治安全为根本，以经济安全为基础，以军事、文化、社会安全为保障，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，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，构建国家安全体系，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。同时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还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“国家安全教育日”。
与传统的“国家安全”概念相比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，这种质的飞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：第一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既重视外部安全，又重视内部安全，这是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区别于传统“国家安全”概念的根本所在。就外部安全而言，我们必须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，绝不容忍一寸国家领土受到侵犯；就内部安全而言，我们则必须讲发展，讲稳定，讲和谐，确保国家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、信息、生态、资源、核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安全，严防敌对势力的渗透与破坏。第二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既重视国土安全，又重视国民安全，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念。以人为本，以民为本，这是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，因此，讲国家安全，就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，这一原则，无论是多大的风浪都不能撼动，无论是化多大的代价都不能舍弃。第三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既重视自身安全，又重视国际安全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外部和内部安全时，也有责任面对风起云涌、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，尽其所能在世界范围内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社会注入强大的正能量，倡导共同安全，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。
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的提出，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首先，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来看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。因为传统的“国家安全”概念是以国家的政治、军事安全为核心，侧重的是防御来自境外的军事侵略和威胁，以拒敌于国门之外，把打赢战争作为国家安全的中心任务。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，那种以赤裸裸的武力来寻求霸权的“冷战”思维虽仍然存在，但在“冷战”结束后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明显消退，而通过“经济制裁”、“颜色革命”等方式，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制造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的危机，并以此来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风险却日益明显，逐步成为危害国际安全的主要手段。由此可见，在当今国际形势下，一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，更来自内部。所以，将国家安全的理念从传统“国家安全”概念中解放出来，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合二为一，无疑顺应了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，更有利于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。
其次，从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意识来看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显然有利于强化民众的国家安全意识。因为传统的“国家安全”概念仅注重国家的外部安全，当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消退，全球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时，民众对国家的外部安全的重视程度就会产生松弛的现象。所以，在国家安全的理念中注入内部因素，将维护国家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、信息、生态、资源、核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内部安全都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范围，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并提升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意识，让民众深刻体会到这些安全领域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，从而使民众自觉地将维护国家安全视为自己的“份内之事”。
最后，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，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理念的历史性变革也是改革的成果。对此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“无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维护国家安全，都要以改革为根本动力。长治久安最终要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基础之上”。因此，以改革的勇气和担当，坚定不移地贯彻、落实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”，就一定能够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的现代化，从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。（赵国强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责编：李晓航、周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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